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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令中國經濟充滿韌性
Deepening reforms makes China's economy Full of toughness
戴肇洋 [第3454期 2019-10-18發表]
戴肇洋
  臺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臺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臺灣經濟研究院組長,臺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受到國際社會所矚目的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活動,於10月1日在白天閱兵、晚上煙花之下圓滿完成,從典禮現場所呈現的激昂的隊伍、歡欣的人群中可以發現,大家正在以無比歡欣的心境沉浸於“國家生日”的氛圍。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最令人驚豔的表現是,創造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奇跡。雖中國社會仍存在著極少數的人士不太滿意現狀,但其實多數民眾大致認同目前既有生活模式,此乃四十年期間中國政府除了讓民眾吃飽穿暖之外,更是讓許多家庭財富不斷增加,這些“中產階級”無形之中已成為維穩中國社會非常重要的基礎,使得中國可以引以為傲。
 

中美貿易爭端無礙改革步調

 
儘管,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其經濟亮麗表現,不但經濟規模超“德”越“日”追“美”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而且國際社會影響力道更是不斷上升,甚至被認為是未來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不可或缺之重要引擎。但是,在熱烈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同時,卻又無法迴避的事實是,中國經濟正面對著來自內外環境急劇變化所帶來的衝擊;其中,除了去年3月以來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所造成的影響之外,莫過於在經濟快速崛起下,其自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步調,似乎呈現趨緩現象,讓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新挑戰。
 
其實,中國領導高層並非忽略改革開放之後,利用低廉生產要素成本所構築的經濟發展基礎,勢必因邊際效用遞減而造成增長限制。因此,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前,已經開始推動“騰籠換鳥”政策,希望透過“十二五規劃”及“十三五規劃”布局,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從過去採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等粗放的增長結構,逐步轉型為“質量與效益兼具、經濟與社會協調”等精緻的增長格局,藉以促進經濟從之前“高度”增長的模式,漸進轉型為維穩朝向“中高速度”增長之型態。
 
換句話說,去年3月以來,美國以縮減對中國之貿易逆差為理由所引發的爭端,雖然對中國外貿有所影響,但卻不能打亂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步調。在美國貿易戰影響下,不斷加碼提高對中國的關稅,導致中國既有許多以加工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正在緊縮業務,或是加速撤離,在增加失業人口、波及內需消費的同時,已衝擊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例如:今年中國經濟雖第1季度增長率為6.4%,但第2季度增長率卻已下將為6.2%,創下近30年來最低水準,尤其是嚴重影響中國產業結構改革之進程。
 
在此同時,雖中美兩國在10月11日於美國華府所舉行的第十三回合貿易談判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使得已糾葛即將兩年的貿易爭端似乎已呈現出曙光,若以目前狀況來看,此將會讓中國稍微緩和壓力。如果再從上述背景更進一步分析,中美貿易爭端泥沼已無疑地造成中國經濟下行;不過,中國經濟增長轉為趨緩,真的是中美貿易爭端造成的嗎?其實,許多學者專家早已指出,中國自身供給側結構性所存在的問題,未來是否能夠排除各種障礙,真正落實深化改革,是主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方向與命運的根源所在。
 

今年以來,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改革開放和結構調整的新進展鞏固經濟社會穩定大局,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圖為7月9日,河北省廣宗縣一家自行車生產企業的員工在組裝自行車。近年來,該縣圍繞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企業整合、提高行業準入、搭建科技研發平臺、深化校企合作等措施,推動自行車產業做大做強,產品遠銷歐洲、非洲、拉美等地區。(新華社圖片) 
 

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需引起重視

 
探究中美貿易爭端泥沼是否真正是造成中國經濟下行之關鍵因素,其實近年以來,隨著中國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在內需市場快速增長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度從過去最高的35%下降到近年的19%;其中,對美國出口的依賴度更是從之前最高的7.0%下降到目前的3.6%。如果按照美籍華裔學者劉遵義教授於去年中美引發貿易爭端時所估計的數據顯示,以中國出口美國產品的整體附加值約66%來說,假設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全部停止,則將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產生約2.4%損失,如果停止五成進口,則將使得中國遭受約1.2%損失,此對近年中國經濟增長仍維持有6%以上的影響而言,其實並不嚴重。由此說明,並非因中美貿易爭端導致中國經濟下行,而真正關鍵因素在於,中國是否能夠更加落實深化經濟結構改革。
 
事實而言,最近世界銀行配合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所完成的“創新中國”報告指出,長期以來中國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僅有先進國家整體要素生產力之半,尤其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更是呈現明顯下降趨勢。亦即中國經濟在歷經四十年快速擴張後,其增長減速已經成為新常態,過去促進經濟增長所憑藉的勞動、土地等引擎正在“失去動能”,未來難以再行依靠勞動力增加、製造業量產、出口擴張、外資引進等舊模式,需要聚焦於“持續性生產力”的增長。因此,中國未來若要追求持續性生產力,則需落實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改善勞動力流動性、修正阻礙遷居城市的民眾使用公共服務之家庭戶口登記制度,以及調整金融結構、重視確保國企和民企之間的“公平競爭”等。
 
此外,在報告中更進一步指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呈現趨緩現象根源,其實在於資源配置扭曲問題,若不大幅進行改革,則將使得經濟增長衍生頗嚴重的下行後果。依據報告推估,中國若僅進行“有限改革”,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將會從2018年的6.6%,下降至2020年代的4.0%、2030年代的僅剩1.7%;若是實施“適度改革”,2020年代GDP年均增長估達5.1%,2030年代降至2.9%;若能採取“大膽改革”,除了2020年代GDP年均增長估達5.1%之外,2030年代年均增長將可以緩降至4.1%。
 
從上述報告中所指出的長期資源配置扭曲所可能衍生的經濟下行問題,除了因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不足,而導致迄今仍存在的“國進民退”現象,需要配合未來市場準入門檻放寬進行改革之外,最為值得我們探究的是,在這份報告中特別提及中國必須加速進行金融體系改革。
 
首先,面對經濟增長不斷下行壓力之下,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再度推出今年第三波降準措施;其中,定向降準釋放人民幣1,000億元,相對全面降準則是釋放人民幣8,000億元。此似乎意味著,中國經濟狀況確實頗為嚴峻之外,更加顯示中國雖將會持續實施貨幣寬鬆政策,降低實體融資成本措施。雖在短期內不再對資金進入房地市場的管制,但令人擔憂的是,一旦房地市場的泡沫破滅,勢必衍生一發不可收拾的金融危機。亦即這些貨幣寬鬆政策對部分實體經濟將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其實從過去的事實或許可以說明,寬鬆資金往往流入產能過剩部門、支撐殭屍企業,已提高銀行體系面對不良資產貸款的壓力。
 
其次,在貨幣寬鬆政策加持下,使得中國企業債務持續增加,是金融改革無法忽略的焦點所在。依據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企業債務佔GDP之比重接近160%,不但超過2008年雷曼危機之時美國企業債務佔GDP之比重,而且遠高於日本1989年房地泡沫破裂之時佔GDP之比重132%,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加最多的國家;此外,加上家庭債務佔GDP之比重已升到51%。因此,未來一旦經濟持續下行,導致信貸緊縮和房地價格暴跌,其未來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衝擊,甚至可能延伸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不容小覷。
 
再者,則是放寬地方政府舉債政策方面,讓各級地方政府可以提前發行明年會計年度新增額度,以確保推動經濟之成果。不過,無法忽略的是,地方債務所衍生的龐大地下影子金融危機,其實是中國金融體系進行改革的障礙;尤其未來2-3年之內,將到期的地方債務推估超過人民幣3.8兆元以上,更是金融體系必須慎重處理已難以迴避的風險,其實今年已經產生多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影子銀行違約之情形。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關鍵意義

 
無獨有偶,不久之前美國私募股權巨頭黑石集團也是指出,雖中國非常了解未來在貿易、商業交易模式上,必須徹底調整過去透過保護措施所帶來的好處思維,但是否可以撤除保護措施,落實達到市場完全競爭,將考驗著領導高層之智慧。亦即說明,中國經濟過去快速增長所創造的“發展奇跡”,許多是在避開關稅及被保護的市場環境之下達到成果;尤其中國對智慧財產的保護模式,其實需要與時俱進學習先進國家經驗。
 
很顯然地,此一報告是直指中國經濟下行的核心,其實是來自於自身供給測結構性的問題,解決之道則是必須落實深化改革,尤其是調整資源配置扭曲之問題,達到市場完全競爭是其關鍵之所在。因此,中國在短期上其解決之道,除了必須採取提振經濟措施,填補出口下滑及企業出走所產生的缺口,藉以減少失業人口、刺激內需消費,進而達到促進經濟維穩增長。至於在長期上其解決之道,則是必須落實深化改革,尤其需要解決資源配置扭曲問題,進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毋庸置疑,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科學認識發展大勢、深刻掌握發展規律、主動引領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戰略部署,其對於解決長期所累積的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促進經濟持續朝向健康發展具有關鍵意義。
 
整體而言,無論未來與美國的貿易談判達成任何程度協議,中美兩國經濟脫勾(decoupling),分道揚鑣已不可免。因此,中國未來必須加速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需要排除長期在計畫經濟思維暈染下,已形塑成頗根深的慣性政策糾葛,例如:忽略國進民退、偏重依賴宏觀調控、支撐房地市場、寬容部分地方政府舉債刺激經濟等。唯有如此,始能在面對美國圍堵中國企業威脅下,加速強化自主研發創新,重組被美國強勢拆解的供應體系,藉以擺脫經濟下行風險,進而具體實踐在2021年中共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在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完成“兩個100年”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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